第十八章 榮格、阿德勒、弗洛姆夢理論：綜合地學習(二)
追求優越地位，是整個人格的關鍵。而每個人的優越感目標，是屬於個人獨有的東西，它決定他賦予生活怎樣的意義。
阿德勒強調，生活中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以歸納到職業、社會、性3者之下。每個人對這3個問題作反應時，都明白地表現出他對生活意義的最深層的感受。如果一個人的愛情生活不完美，對職業不盡心竭力，朋友很少，他一定會覺得生活是件艱苦而危險的事，從而認為：“生活的意義是保護我自己不受傷害，把自己圈起來，避免和別人接觸。”
阿德勒認為，優越感目標一旦被具體化後，在生活模式中，個人的習慣和病症，對達到其具體目標而言，都是完全正確的。目標不同，表現便不同。
追求優越感沒有止境，人不會滿足於自己已經取得的狀況，所以，這種對優越感的追求在某種意義上講已經成為一種試圖使自己成為神的努力。
每個人都具有自己的獲得優越感的方式，但是，阿德勒又強調，只有當這種努力是對社會有益處時，它才是可能的。只有決心要對團體有所貢獻而興趣又不集中於自己身上的人，才能成功地學會補償其缺憾之道。
阿德勒曾舉例說，長子會因為次子的出現而喪失掉父母對他的專注，從而產生自卑，尋求補償。長子的所有動作和表現都指向過去他是眾人注意中心的那段業已消逝的時光，年紀最大的孩子經常會在不知不覺中表現出他對過去的興趣。這種喪失過權力以及自己一度統治過的小王國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瞭解權力和威勢的重要，當他們長大後，一旦有了機會和條件，便喜歡搬弄權勢，並過分強調規則和紀律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每件事情都應依法而行，而法律也不准隨便更改。
長子的地位雖然會造成特殊問題，但是如果妥善處理，便能化險為夷。假如他在次子出生之前已經學會合作之道，便不會受到傷害。我們還發現有些人會發展成習慣保護人或幫助人的性格，他們模仿著父親或母親，經常對年幼的弟妹扮演父母的角色，他們中有的還有很強的組織才能。
次子又怎樣呢？最明顯的事實是，他的童年期始終存在著一個競爭者－－長子。典型的次子是很容易辨認的，他表現出的行為好像在參加一項比賽，有人比他領先一二步，他必須加緊腳步來超過他；他時時刻刻都處在劍拔駑張的狀態中：他發奮要壓過長子並征服他。次子總是不甘屈居人後，他努力奮鬥想要超越別人，他經常是成功的，他較長子有才能。即使在他長大之後，出了家庭圈子，他也經常會找一個競爭對手。他會常常拿自己和別人相比較，並想盡各種辦法要超越別人。
長子經常做從高處跌下的夢，而次子經常夢見自己參加賽跑。
人的生活和行為都是受某種目標指引的，阿德勒認為，每個人都有個人獨有的優越感目標，夢就是生活目標的某種反映。
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過於強調白天的心靈與夜晚心靈生活的對立，強調夢所遵循的法則與日常思維法則的不一致性。而在阿德勒看來，夢也是一種心理活動，做夢時的思想與白天的思想不是對立的，夢中所表達的願望與白天所體驗的願望是一致的，否則便喪失了人格的統一性。
阿德勒說，如果一個人白天專心致力於追求某種優越感目標，他在晚上也會關心同樣的問題。夢是生活風格的產品。夢使我們回到自己的人格中，再現了我們長期形成的生活風格和性格，以抵制現實和常識的壓力與要求。夢往往堅定了我們的態度，有利於我們做出決定。
阿德勒說，如果夢見從高處向下摔，表示一個人自卑感佔了上風，總是擔心自己的失敗，總感到自己處在危險的包圍之中。如果夢見飛翔，則表明此人戰勝了自卑感，勇於追求優越，可推測做夢者是一個雄心勃勃、奮發進取的人。
阿德勒十分強調夢引起的感覺。他說：“我們還留有夢所引起的許多感覺。夢的目的必然是在於它們引起的感覺之中。
夢只是引起這些感覺的一種方法，一種工具。”我稱這種感覺為“夢的情緒”。
阿德勒說：“它(夢)全部的目的就是引起一種讓我們準備應付某種問題的心境。在其中，我們會看到個人日常生活完全相同的人格。”
阿德勒提到，有許多人夢見過參加考試。對於這些人來講，這種夢的意義是：“你還沒有準備好要面臨即將到來的問題。”對另一些人，它可能意指：“你以前曾經通過這種考試，現在你必須通過你目前這場考試。”
人們曾經以為夢能夠對他們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我們可以說，這種人做夢的目的就是想要獲得夢的指引。
弗洛伊德的性慾說的地位在阿德勒那裡為“補償機制”所取代，它們彷彿刺激著個體的生命活動，是人的一切活動，其中包括藝術活動的基矗阿德勒用在個體對缺陷感的心理反應過程中產生的主觀態度，取代弗洛伊德客觀的生物主義。
補償僅僅是指明了人的活動的自我擴展的潛在可能性，而要想解釋個體行動的方向性，還必須理解人的最終目的，這個最終目的，便是任何人活動都以此為目標的那個方向。
阿德勒一度提出“權力慾”的概念，認為人的補償與超補償的發展，同時受無意識的權力慾的支配。他說，超越和主宰別人的慾望是每個人的內部固有的心理發展的基本動力，自己身體素質孱弱的個體極力想用獲得無限的權力來補償缺陷感，同時無限的權力既是補償手段，也是生活於現代文明的大多數人的目的。阿德勒在這裡表現出與尼采的某些相似之處，不同在於，尼采的“權力意志”是人的創造性本能，而阿德勒的“權力慾”是人的心理發展的動力，是補償缺陷感的心理機制。
後來，阿德勒又以“渴望超越”取代了“權力慾”。在他的著作中，還可以看到這樣的思想，即渴望達到“個性的理想”是人的最終目的。到了晚年，阿德勒對人的最終目的提出一個新觀點：他從“權力慾”開始，經過“渴望超越”，最後到“渴望完善”這一命題。
“渴望完善”是以個性的完善性、完整性和整體性為前提的，是人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證明在個體發展過程中個體內部發生的進步的演化。阿德勒把渴望完善表達為“心理學原理”，即“沒有它，生命活動就成為不可思議的”，還表述為“在個體和在人類的進步的意義上，渴望解決生命問題”。阿德勒相信，人認識自己的缺陷使他能夠通過“渴望完善”的補償而達到人的存在的最終目的，即作為每一個性的自我創造的“自我”。
阿德勒與弗洛伊德根本的區別正在於：弗洛伊德主張人的心理的生物決定論，而阿德勒認為心理的發展決定於社會環境。
阿德勒也像弗洛伊德一樣認為，無意識慾望是人的生命活動中具有頭等意義和決定性作用的。但是，阿德勒認為，僅研究無意識動機還遠遠不夠，要瞭解人的內部本性、它的生命活動的動機，就必須研究個體藉以同周圍自然界和社會建立關係的各種聯繫的總和，而人從小就同世界接觸了。如果說弗洛伊德認為兒童的興趣主要在自己，在自己的身體，那麼，對於阿德勒來說，兒童的生活是與社會環境糾纏在一起的，與其說他注意自己，不如說注意他人。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與他生活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阿德勒試圖瞭解個體內部世界和物的關係的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動態。
阿德勒也談到了在資本主義文明中，人的性格的形成是由那些占主導地位的價值預先決定的。人渴望掌握大量的金錢，而社會道德首先去發展那些以促進增強財富和獲得權力為目標的個性品質和性格特徵是合法的。阿德勒因此自認，他與馬克思的立場有著內在的聯繫。然而，很明顯，他沒有像馬克思那樣關注社會經濟結構和人的個體與個體的存在之間的相互影響，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說明為什麼會產生歪曲的認識和個體對經濟情境要求的錯誤反應上。
無論如何，阿德勒對於人類探索自身精神世界的貢獻是不容低估的。他向前大跨了一步，把人看作社會化的人，人的生活是在社會關係的環境中度過的，而且不僅是在弗洛伊德著重注意的家庭關係中或榮格所指出的象徵性的集體關係中度過的。
正是因為阿德勒對人的行為的社會決定因素的特別注意，提出對人作為社會的人的獨特觀點，簡明地說出了人生活的積極原則，因此，從他開始形成並發展了精神分析運動中的社會學化的傾向。我們將可以在霍妮、弗洛姆、羅洛?梅等人的身上看到這種走勢。
第三節 霍妮：普遍焦慮與夢
霍妮提出普遍焦慮這一概念，而這構成了她全部學術思想的出發點和軸心。霍妮說，我們對一個人的認識越是充分，我們就越是能夠識別出那些可以對症狀、自相矛盾和表面衝突作出解釋的矛盾因素來。但這樣的情況反而會變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為矛盾的數量和種類眾多而紛繁。在所有這些各不相同的衝突下面，是否掩藏著一個基本的衝突，即是一切衝突的根源？從遠古以來就有對人格的基本衝突的確信。在現代哲學裡，弗洛伊德在這個論題上作了開拓性的理論研究。他首先斷言，在基本衝突的雙方中，一方是不顧一切追求滿足的本能的內驅力，另一方面是險惡的環境－－家庭和社會。險惡的外界環境在人的幼年便獲得內化，自此以後，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現。霍妮不否認這種對立在神經癥結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對它的基本性質她持不同的看法。霍妮不相信慾望和恐懼之間的衝突能夠解釋神經症病人內心所受分裂的程度，或能夠解釋足以毀掉一個人一生的那種結果。神經症患者的願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這比弗氏想像的遠為複雜。
霍妮認為，個性內在衝突的產生和人總是感到所謂的根本焦慮有關。而這種焦慮同人的絕望和孤立無援感有聯繫，異己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是與人對立的。人與人之間普遍存在著冷漠、對立、疏離和懷疑，這往往會使人體驗到一種孤立無助的失意與惶惑。而生活在這樣一個潛伏著敵意的世界裡的人，難免從兒童時代就會形成一種基本焦慮，並由此埋下了日後產生神經病的隱患。
霍妮所說的根本焦慮很像是阿德勒所說的人同敵對世界發生衝突時所體驗到的“缺陷感”，這使我重新想起曾以缺陷感理論為指導對自己少年時的一些經歷及其對成年的影響做了自我心理分析的情景。也許，我同樣可以用我的理論做同樣的心理分析。比如，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年幼的時候，根本焦慮在那時便已經存在了。哪些事情使我感到過恐懼、焦慮，同時不能忘記，基本焦慮與基本敵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
我妻子的一個夢，無疑是霍妮理論的最好註腳。
時間：1997年4月25日17點，妻子提供的夢
夢境：
我從一處窄窄的高樓梯上下來，十分黑，我感覺眼睛不好使，看不見下面的樓梯。到了樓梯的底端，便無路可走了。另一個向上的樓梯，在比我高一米的地方，我邁不上去。
我發現自己在一個商場裡，這時過來一位小姐，溫柔地扶著我，說：“向右走，太黑了，您慢點兒。”我認出她是國際商場辦公室的一位小姐。
我終於到了平地上，周圍也亮了起來。那小姐說：“對不起，讓您著急了。”我由衷地誇她態度好。
我出了商場，看到右面有一個窗口，在出售紅色半袖T恤。我想給方剛買，但想先量量尺寸。通往窗口仍是一個高而細窄的陡樓梯，我終於到了窗口，卻發現裡面已經沒有T恤了。我感到受了愚弄，十分氣憤，大罵售貨員欺負人，並去找人來抓她。
我走到一座監獄門外，看到大批人正被向裡押，其中有我中學時的女同學，我為她們感到難過。
醒了，很不舒服。
背景與分析：
妻子自稱，經常做這種上下樓梯的夢。樓梯總是很高、很陡。勿庸置疑，這緣於生活中的不安全感。
具體在這個夢中，可能還有另外一些引子：想為我買一件半袖T恤衫；想去看國際商場辦公室的一位朋友；剛買了一雙皮鞋，不合腳，上下樓艱難；睡眠時未解文胸，勒得喘氣不舒暢；等等。
但是，十分顯然的，這個夢裡充滿了恐怖、焦慮，每個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這種種跡象。
妻子做這種夢已有兩年左右了，這段時間她的生活和心情確實有許多不夠順暢之處。到了1997年下半年，她便沒有再做過這樣的夢，因為她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變。
記錄和分析這夢時，我的心情是抑鬱的。以致於不能做詳細的逐個細節的分析了。對於妻子精神世界的困擾，我是有很大責任的。我感到內疚。
愛一個女人，可以從關心她的夢做起。
妻子說，在這個夢之前，還有一個夢也曾無數次地與恐懼相伴著出現。那是一個少年時受到騷擾的夢。
妻子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是班長，同時又是大隊委員。
她那個年級的學生上學都晚，通常是八九歲才人學讀書。所以讀到四年級時，便進入青春期了。
妻子在一班，六班都是學習差的學生，自由散漫，極難管理。其中有四五個男生，不知為什麼開始和妻子過不去了。妻子放學回家的路上，要經過一條胡同，那幾個男生經常出現在胡同裡，手拉手將胡同堵死，拉著妻子不讓她過去。妻子回憶說，他們並不罵她，也不說下流話，只是嘻笑著。她向左面走，他們便往左面堵她；她向右面走，他們便也跟到右面。有時，妻子便能順利地衝過去，有時，她不得不從他們的胳膊下面鑽過去。
妻子還說，那幾個男生專門和她過不去，這可能是因為她是班長，又是大隊委，在學校裡很顯眼的關係吧。
那幾個男孩子的行為對年幼的妻子心理影響很大，但她又不敢告訴老師和父母，因為她知道那些男孩子受到責罰後會變本加厲的。每天放學前，妻子都很緊張地盤算著如何才能躲過他們的騷擾，如果她的班級下課時，六班還沒有下課，那是最好的了。而如果六班先於一班下課了，妻子就會更加緊張。
我們不難理解這件事對一個10多歲少女意味著什麼，事情過去10多年了，妻子仍經常做這個被男孩子們攔住的夢。
因為妻子無法回憶起做這個夢時的背景，所以我們也無法判定這個夢境的每次出現預示著什麼。是焦慮？還是願望的達成？
我所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被傷害的經歷對女性身心的影響。妻子對我講述的另兩個經常重複出現的夢，也是對創傷經歷的回顧。到目前為止，她已經有4種經常重複的夢境了。妻子說，她不記得有過什麼使自己快樂、興奮的夢，更沒有過在笑中醒來的夢。妻子的人生中一定也曾體驗過其它更為強烈的情感，但何以總是被傷害的夢纏擾著她，一次次地出現呢？這足以成為更深入的心理學思考的開端。
第四節 弗洛姆：人道主義理想與
重視普遍象徵的夢理論
弗洛姆的釋夢學是建立在對弗洛伊德和榮格學說的綜合基礎上的，帶有明顯的折衷調和傾向。他說：“我把做夢定義為睡眠狀態下的心智活動，夢可以是我們心靈最低下、最無理性及最高尚、最有價值作用的表現。”所謂最低下、最無理性，是弗洛伊德的態度，而最高尚、最有價值是榮格的理論。
弗洛姆說，夢是由象徵構成的，富有詩意，使用一種對所有時代和所有文化都基本通用的象徵性語言。“象徵語言是一種其內在經驗、感受和思維猶如外在世界的感官經驗和事件一樣表現出來的語言。它與我們白天習慣的言談邏輯不同，它不受時空範疇支配，而由熱情與聯想支配。因此，它是人類唯一的共同語言，是不同文化和有史以來各個時代中都相同的語言。它本身含文法和結構，如果我們要真正瞭解神話、童話和夢的意義，就必須瞭解象徵語言。”
弗洛姆視象徵為某些能代表其它事物的東西，他將象徵分為3種：習慣的象徵、偶發的象徵、普遍的象徵。
習慣象徵是由一種社會習俗形成的固定象徵，如語言文字、圖案等等。偶發象徵是象徵與被象徵的東西之間的關係完全是偶然的，例如有一個人，在某個城市有一段悲傷的經歷，那麼這個城市若在他的夢中出現，則代表了一種悲傷的象徵。習慣象徵和偶發象徵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象徵與它所象徵的事物間缺乏內在聯繫。
弗洛姆格外重視普遍象徵，它是一種象徵和它所代表的事物間含有內在關係的象徵。例如火代表權力、力量、光榮，更多地具有激動、冒險、快速、興奮的性質；而水則代表平靜、徐緩；房屋代表無窮盡的潛能。普遍象徵根植於人類的身體感覺及心理特徵上，是人人共有的象徵，超越了個人和特殊團體的局限。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僵死、固定化。弗洛姆進一步提出“象徵的辯證法”，就是同一種象徵，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含義。比如就太陽的作用和意義來說，北方國家和赤道國家的感覺就完全不同。
很多普遍象徵都具有多種含義，如爐中的火與失火的房間，意義自然不同。同樣，峽谷的象徵也具有兩面性，身處群山環抱的峽谷之中，使我們產生不受外界威脅的安全感和舒適感，但也可以成為禁錮我們的牢籠，象徵桎梏。此外，個人不同的經歷也對象徵發揮著影響。
作為具有人文主義和歷史主義傾向的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的釋夢多站在歷史、社會、文化、人道的立場，繼續表現著他與馬克思主義的聯繫。
“新我”的預言
時間：1997年4月24日5點30分
夢境：
在一個像井一樣的裝置的人口處，我脫掉外衣，鑽了進去。我立即隱姓埋名消失了。這使我覺得很輕鬆。
一個女人在尋找我，街上留著我的衣服。有人告訴她，我並沒有消失，如果真的消失，留下的將是一張人皮。
裝置變成了一趟列車，我換了一身別人的衣服，上了車。
列車長知道我的真實身份，但他承諾將為我保密。我知道，原來的我將消失，再過若干年後，一個新我將出現。
我看到一對雙胞胎男嬰，有人告訴我，那便是我的化身，他們將長大，成為我。
背景與分析：
對於這個夢，如果按弗洛伊德的方式加以解析，則又是一個典型的性夢。那像井一樣的人口，便是子宮的人口。我脫掉衣服鑽了進去，象徵著性交，也可以理解為重返母親子宮的原欲。那尋找我的女人，以及人皮，都可以同性聯繫在一起。而列車，則是陰莖的象徵。性交將導致對方懷孕，於是，我的孩子(那對雙胞胎男嬰)將成為“新我”來取代終將衰老、死亡的“現我”。
但是，我顯然不能認同於這個解釋。無論夢前、夢中、夢後，我都未感覺到性慾的干擾。而且，做夢的過程中，我也沒有通常做性夢時的快感，而伴隨著一種沉重、抑鬱的感覺。醒來之後，我仍被壓抑的心情左右。我當時立即意識到，這個夢與我事業上的困境有關，而不能套用弗洛伊德以性本能理論為基礎的象徵模式。
那時我正在讀榮格的著作，就在夢醒的那一天上午發生的事情，使我不由得不將這個夢與榮格關於夢的預言功能的解說相聯繫，從而更加證實了這是一個以事業困境為主題的夢。
那天，我與我的著作權代理人通了電話，得知幾本新書的出版進行得很不順利。雖然主要的阻礙是客觀的，但我仍不由得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我寫得更精彩，更出色……一年多來我一直採取一種心境，即不問收穫，只求耕耘，默默讀書，修練、完善，發生一些質的飛躍，待若干年後推出力作，再創輝煌。當遇到挫折時，這種心境便更強烈了。我想，雖然與一年多之前比，我淡泊名利了，也不那麼急於求成了，但仍遠遠不夠。我又何妨急於推出新書呢，那些書暫時出版不了，正好可以讓我有機會慢慢將它們修改得更精緻、完美。回想早晨的那個夢，我便想，它是否是一種預言呢？我的無意識已經事先得知了我今天將得到一些不利的消息，於是，它便將我將要產生的想法在夢境裡預演了一遍？
我脫掉衣服，也就是拋掉了我此前具有的一切成功的榮耀，以最原始的心態進入那個“井口”。這“井”仍不妨被理解為母親的子宮，意味著我要像一個胚胎那樣重新成長，作為過去的我“隱姓埋名”了，作為一個新我卻將在不久的將來誕生。這“井”同樣不妨理解為我進入的一種“隱居”的狀態，不被人知，不為人識，自己在“井”裡修練，為了日後能以全新的面目獲得新生。
可能會有人關心我，尋找我，但也只能見到我留下的舊衣了，這舊衣便是過去成功的象徵。但我並不會真的永遠消失，除非我死亡(留下人皮)。
我更衣上了一趟列車，意味著我換掉過去的舊裝，開始一個新的旅程。列車長應該就是我自己，我知道我仍存在，但我不會向別人強調這一點。若干年後，旅程結束時，一個創作面目全新的我將出現。而那兩個男嬰，是否便是我的精神的象徵呢？至於他們何以是雙胞胎，我無法解釋這是否是另一個象徵。
此夢中的象徵，用弗洛姆的眼光來看，會有多少普遍象徵、偶發象徵、習慣象徵呢？